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题:中华文化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
——专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
中新社记者 应妮
改革开放在文化思想行业给中国人带来深刻而明显的影响。耳边听的,眼前看的,手中玩的,脚下舞的……文化制品供给从贫乏单一走向丰富多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走向复兴,作为时代的强音。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怎样看待改革开放给思想文化行业带来的影响?中华文化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此阐述他的理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改革开放45周年的历史时刻回望,您怎样看待这一重大政策给思想文化行业带来的影响?
王石:中华传统文化千年一以贯之的精神基因,始终深存在中国人的家常日用,以及普通大众的生活伦理之中。改革开放败兴文化上的重大变化,我想莫过于思想观念之变。而其标志,我认为便是“中华文化”这个叫作谓与观念的提出、确立以及持续深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叫作谓或“提法”,基本以阶级、革命周期、社会制度来划分。例如无产阶级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还有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起始复苏发展,越来越拥有正面启示道理。
2023年2月,重庆,汉服兴趣者们身着汉服游老街迎元宵。何蓬磊 摄
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不少提法:“华夏文化”“炎黄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这些叫作谓各有所指,各有偏重。“中华文化”便作为一个古今兼容、内外兼通的文化表达。中华文化是民族的,但这个民族不限于历史上的华夏、炎黄,亦不限于当今的汉族,乃至亦不限于56个民族,她还涵盖全世界6000多万华侨华人。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多元一体的族群,亦是一个一般以“海内外”加以形容的跨境型文化空间。她是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民族认同。
必须强调的是,文化叫作谓还有一层重要道理,即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自觉。“中华民族”这一自叫作,到20世纪初才显现,这应该归功于梁启超先生。这个叫作呼的大普及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先生写在《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费孝通先生指出,自叫作,标志着一个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晓得了“咱们是谁”。一样,“中华文化”亦是一种文化的自叫作,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认识。
2015年3月,“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 ”大型慰侨演出在洛杉矶登场。毛建军 摄
中新社记者:您所在的中华文化促进会长时间致力于中外人文交流,能否谈谈您所经历的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几个时刻?
王石:“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创立后推出的第1个文化活动,其主旨是回顾和评选20世纪海内外华人的音乐表率作。除了音乐之外,这个活动的道理就在于鲜明地呈现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活动的艺术委员会成员,既有大陆音乐家,亦有港台和海外音乐家,入选作品亦是如此。例如台湾作曲家江文亦的管弦乐作品《台湾舞曲》、张昊的管弦乐作品《大理石花》、许常惠的音乐作品《葬花吟》、马水龙的《梆笛协奏曲》,香港作曲家林乐培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秋决》、陈永华的管弦乐作品《飞渡》,美国华裔作曲家周文中的管弦乐作品《花落知多少》、周龙的协奏曲作品《霸王卸甲》,旅法华人作曲家陈其钢的协奏曲作品《逝去的时光》、许舒亚的《夕阳、水晶》等。
我迄今记得,1995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综合音乐会赴台湾演出,不仅音乐厅内座无虚席,音乐厅外的广场上亦坐满了听众。演出结束后,艺术家们应听众需求又在广场上加演30分钟。次日,台湾报纸的报告都对演出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估。
2018年1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的“2017中华文化名人”颁授盛典在深圳举行,剧作家赖声川和演员黄磊出席典礼。陈文 摄
再如,2004(甲申)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人发起,中华文化促进会邀集海内外66位华人著名专家、教育家、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在北京举行了“2004文化高峰论坛”。与会专家以“全世界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用三天的时间畅所欲言,开放交流,凝聚成为了一篇《甲申文化宣言》。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是五四运动80数年后中国知识界再次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
三年后的2007年,“中华文化”一词被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并以专门章节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此后“中华文化”始终是报刊网络上的热词。
我还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布重要讲话,说“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这一论述在解释中国特殊社会主义的同期,亦解释了中华文化。
常常有人问我:中华文化是不是便是传统文化?我亦一再告诉她们,中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但又不只是传统文化。传统而外,中华文化还有与时俱进的现实品格。她一以贯之,又因时而变,继往开来。继往圣之绝学,亦持续开拓出新气象。人们只要稍加留意就能看出,即使哪些一向被叫作为国粹的种种文化形态,如京剧、国画、国乐等,今日之日,亦已区别往昔,再也不是旧时模样。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在北京举行,观众在首钢园区“京剧文化之旅”展台模仿京剧演员扮演《穆桂英》片段。赵隽 摄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华文化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
王石:2015年6月,中华文化促进会与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在长沙主办“2015两岸人文对话”。对话的主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对人类将来可有的贡献”。这个题目是我拟定的,出自钱穆先生的文案《中国文化对人类将来可有的贡献》,是按照其1990年最后一次谈话整理的。这是一篇短文,但触及的问题很重大,是先生在生命最后周期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他认为,“天人合一”应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亦是将来可能贡献给人类的重要思想。
那次讨论,我对老先生所用“可有的贡献”中的“可有”二字感慨颇深。“可有”意谓能够有、可能有,而非必定有——语气谦和,留有余地,而不乏自信,不乏力量!那次对话不仅有台湾的学者,还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两岸人文对话”迄今已在北京、台北、杭州、宜兰、长沙、香港、桂林、梅州等地举行了11次。近期一次是2022年于北京和台北之间举行的视频连线。每次讨论中华文化,见到台湾学界伴侣,大众都说不出的高兴。
2014年10月,“2014两岸人文对话”在杭州举行。李晨韵 摄
2018年12月,中国艺术科研院中国文化科研所时任所长刘梦溪先生,曾邀我在中国艺术科研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科研院作过一次演讲,并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人类在21世纪能否走向和解?”
走向和解不仅是全人类的一起愿望,亦应该是大趋势。那样,中国人、中华文化能够供给什么样的思想呢?
那一次,我讲到孔子的“和而区别”,讲到阮修的“将无同”,讲到张载的“仇必和而解”,讲到王国维先生的“学无西东”,讲到钱钟书先生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亦讲到费孝通先生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想说的是,中华文化中的异同之辩、和同之别、大同之想,包括着走向和解、走向命运一起体的丰富思想资源。况且这个思想从古到今是一贯的,能够说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什么是和解?捐弃前嫌、化敌为友、保全大局、握手言和,以及相逢一笑泯恩仇,固然都是和解,而所有指向和解的不懈奋斗,所有的妥协与让步,所有的宽容与谅解,所有的耐心与等待,乃至在暂时无处理方法的状况下,保持状况,搁置纷争,管控危害,降低冲突,亦一样是走向和解的良策。
我坚定地认为中华文化能够亦应该作为人类走向和解的明灯。(完)
受访者简介: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贾天勇 摄
王石,1948年生,祖籍山西襄垣,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文化学者、中百姓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央文史科研馆特约科研员,中国艺术科研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科研院高级科研员。曾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概论,著有剧作和文化评论多种。1992年起致力于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创立与发展,先后担任该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主席;创立海内外区域组织、行业协作体和各门类专业委员会150余个;策划并领导实施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中华文化论坛、中华文化年度名人评颁活动、中美音乐论坛、亚洲文化合作会议、两岸人文对话、万里茶道中蒙俄城市合作峰会等多项重大文化项目,以及创办中央数字书画频道、音像世界频道及世界遗产地理杂志,是改革开放败兴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行业的表率名人之一。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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