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名字到底该怎么读？-外链论坛

nykek5i 发表于 2024-8-22 11:06:33

陈寅恪的名字到底该怎么读？

<img src="//q6.itc.cn/q_70/images03/20240615/4ec7cbc9c12a4ff197c199d33437cdb2.jpeg" style="width: 50%; margin-bottom: 20px;">
陈寅恪先生
本文节选自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历史认识的产生：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一书。本书国际史学史专家王晴佳中国史学史科研成果集锦。以全世界视角理解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由名家学派细究现代历史认识的产生。
本文原题为“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标题为编者加，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群学书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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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文 | 王晴佳
源自 |《中国现代历史认识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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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 年代败兴，相关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科研，能够说是层出不穷，蔚然作为一个热点。不仅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同事和科研助理纷纷著书论文，况且有些青年的学者亦以陈寅恪先生为中国现代学人的典范而为之立传。有些有识之士，能独具慧眼，把日前的陈寅恪、钱锺书“科研热”，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由此而对以往的中国学术界情况，做一番针砭。
笔者亦不例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亦选取陈寅恪及和他一辈的史家为重点，讨论她们在中西史学交流、汇通方面所做的奋斗。然则可惜的是，在我1992 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还无机会读到陈寅恪和他的老友傅斯年的有些通信。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我有机会多次拜访台湾“中研院”，继续搜集相关资料，尤其在傅斯年所创办的历史语言科研所和“中研院”于1955 年成立的近代史科研所所藏的档案中，发掘不少有意思的通信。在我修改博士论文，并将其在美国出版时曾加以运用。但有些材料，似乎中文学界的读者会更有兴趣，因此呢尤其写作此文，供同行方家参考指正。
首要，咱们还得从陈寅恪名字的读法谈起。中国学术界中对陈寅恪略知一二的人士都晓得，陈寅恪的名字读法与众区别，“恪”字不念“ke”，而是念“que”。以季羡林、周一良等人为首署名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有一英文副题，亦用的是“Chen Yin-que”。这一读法，看来是从陈寅恪先生的伴侣、学生那里来的，能够说是一种“口述文化”。予生亦晚，无缘亲炙陈寅恪先生，但我想他的这些伴侣、弟子如此叫作呼他，或许亦得到陈先生的首肯。1999年我拜访北大与师生座谈，亦言及这事。在座的张芝联先生回忆到，那时人们叫作呼陈寅恪先生的兄弟陈衡恪，亦念“que”，而不是“ke”。看来该字的读法，她们陈家有尤其之处。
然则，如此叫作呼并不完全正确。重点原由是陈寅恪自己在海外求学的时候，并不如此署名。我迄今已然发掘三个证据，其中一条与刘桂生教授依据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的学籍材料所写成的短文相同，但刘教授无尤其重视该材料所表示的读音问题，因此呢在这儿再提一下。刘教授的短文，重点经过德国中国学家、现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的帮忙，找到了陈寅恪在德国求学时的学籍注册单。有趣的是，陈寅恪在注册单上的署名是“Chen Yinkoh”，显然，这一“koh”是“ke”的区别拼法，而绝对不会念成“que”，由于倘若是念“que”，则无论怎样亦不会拼成“koh”。
其实，在最早出版的回忆陈寅恪的文案中，就已然有相应的证据。1970 年陈的表弟俞大维编辑了《谈陈寅恪》一书，其中有赵元任、杨步伟的回忆文案。赵不然则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亦是陈寅恪先生的老友、史语所的老同事。他很早就发掘陈寅恪在署名时按照的是标准的读法。做为一个语言学家，赵还尤其作了说明，认为把“恪”读成“却（que）”，是当时北方人的误读。他在文中说，他和妻子杨步伟参加了毛子水的请茶会，在座的有罗家伦、傅斯年、陈寅恪和张幼仪（徐志摩的前妻），时为1924 年 8 月 7 日，地点在德国柏林。赵在事后记了日记，用了Y. C. Chen。然则，
到了八月二十日才发掘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记上就写了去访“Yinko Tschen”。“陈”字的拼法当然便是按德文的习惯，然则“恪”字的确有非常多人误读若“却”或“怯”。前者全国都是读洪音ㄩ母，无读细音其ㄑ母的，而“却、怯”在北方是读ㄑㄩㄝ，因此我当初亦跟着人叫他陈寅ㄑㄩㄝ；因此日记上亦先写了“Y. C. Chen”了。
我在阅读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对陈寅恪名字的读法有所重视。凑巧的是，我发掘陈寅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英国治眼病时给傅斯年的一封信，其中自然谈了不少相关他眼睛开刀以后的状况，在最后落款时，他期盼傅斯年方便时回信，由当时在英国牛津的邵循正先生转。此处他（由他妻子唐筼代笔）用英文写下他的名字与位置，赫然便是（下面为原文）：
Prof. Chen Yin-ke（陈寅恪）
co Prof. H. C. Shao（邵循正）
Balliol College
Oxford, England
如此看来，虽然咱们能够用当时人叫作呼陈寅恪兄弟的办法念她们的名字，但似乎照汉字的标准读法，亦无什么大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由于陈寅恪自己亦晓得并且运用过这一标准读法。况且咱们照标准读法念他的名字，还对得起语言大师赵元任几十年前所作的考证。
此处讲到陈寅恪到英国治病的事，档案中亦有有些材料，能够帮忙咱们认识这一过程的详细状况以及他与傅斯年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咱们晓得，陈寅恪的英国之行，起源于英国大学的邀请，到那儿去讲学。这事在当时有所轰动，使人对陈先生的学问，更加是推崇备至。据述当时的女史家陈衡哲就说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许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外寅公接受牛津尤其讲座之荣誉聘请，最少能够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也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亦。
从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能够晓得，陈在1939 年的2 月9 日已然受到牛津的邀请，由于他在信中谈到去那里的薪水、税率等事，并且与傅商量是不是要带整家一同前去。
然则他最后无走成，除了他在“文革”中所作的“交代”回忆，是因为欧战的爆发以外，还有金钱和其他原因。他在 2 月 9 日的信中说，从税率上看，似乎整家一同去英国比较划算，由于倘若他只身前去，必须要付20% 的税，而有家人包袱则基本不付税。然则，要家人同去，就必须增多旅费和行装费。因此呢他期盼傅斯年帮忙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 300 英镑。
可是这般一来，事情就变得繁杂起来。从陈寅恪以后的信中看出，他无马上拿到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补贴，而拿到以后，妻子又患病，船票还订不到。到了 6 月，他还在等香港方面的“入境许可证”，由于他必须从香港坐船出发。况且因为亚洲的战事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他必须绕道，因此呢川资还有所不足。直到7 月26 日他给傅斯年的信中才说，他已然订了 8 月31 日的法国船票。这个时候，陈寅恪已然有点精疲力尽，对成行已然不抱尤其大的期盼，因此呢信中有“天意人事，家愁国难”等句。
据余英时先生的考证，陈寅恪在 1938 年还曾经想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只是因为举荐信到得略晚，因此呢无成功。陈寅恪有意到英国，只是想治疗他已然受损的视力。他若走成，或许能保住他的眼睛，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按照陈寅恪的交代材料，邀请他的学校应是牛津，而不是剑桥。 
其实当时剑桥亦的确曾想请陈寅恪去讲学。不外因为种种原由无办成。但陈寅恪并不是她们首要思虑的人选。这儿供给一个佐证。在“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朱家骅档案”所见，1939 年张歆海（哈佛博士，白璧德的弟子，曾任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教授）曾写信给朱家骅，说牛津大学有意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因此呢需要曾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写一举荐信，并且拟了一份举荐信的草稿，让朱过目。但朱可能认为事关重大，因此呢写信给傅斯年，让傅供给意见。傅斯年并不赞成，他认为张的英文素养自然无问题，但汉学修养并不怎么样。用傅斯年的原话说﹕“歆海兄之英文学，虽在中国人中出群超数，如此与汉学并不相干。若论其汉学，可谓一无知解。”他乃至举例证明，说张歆海有次为外国人介绍殷墟的发掘，将年代搞错了“二三千年”。傅斯年还在张拟的英文举荐信上批道﹕“中国人之汉学比歆海强者，斗量车载矣。”
傅斯年这些颇为尖刻的话，有些夸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只是显示了他“霸道”的个性。相关这一点，以下还将述及。做为胡适的弟子，他显然对曾与梅光迪朋友哈佛、并一同作为白璧德入室弟子的张歆海抱有成见。事实上，张歆海写得一手好字，并曾在泰戈尔等外国学者访华时，多次充当翻译，晚年任教美国大学，著有多部相关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
让咱们把话头转回到陈寅恪。在傅斯年给朱家骅的回信中，他不仅不主张朱举荐张歆海去牛津讲学（后来朱的确婉言拒绝了张的请求），况且还说到在这以前，剑桥曾想请陈寅恪去。“近来英国大学中汉学位置，颇思寻中国人为之，此好事亦。以前并不如此，今乃如此，是些进步。……剑桥之中国史及语言教授，有人举荐寅恪。”然则，傅斯年对陈寅恪的评估，亦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充满友情，而是透露出有些不满。他接着说﹕“此公（指陈寅恪）自然是第1把手，然中国失之数年，毋也可惜。彼身体太坏，出国一走也佳。”这最后一句话，用小字写成，似乎是一脚注，显示傅对陈，虽然在学问上推崇有加，但并不认为陈在学术上，做出了充分的贡献。但咱们同期亦应看到，傅斯年与朱家骅交情深厚，他这里处对陈寅恪的抱怨，属于伴侣间发发牢骚罢了。这些言语，自然反映了傅斯年的真情实感，但咱们似乎亦不可以此来认定那时傅斯年与陈寅恪已然交恶。傅斯年与陈寅恪关系的微妙之处，以下还要述及。
陈寅恪拿到牛津的邀请函以后无去成，而是困居香港几年，不仅物质上有不少痛苦，况且精神上亦受到汪伪政权和日自己的威胁利诱，非常烦扰。但他还是拒绝了当时日自己和伪北大送来的钱款，表现出一种民族气节。在如此艰难的要求下，陈寅恪酷爱学问的脾气仍然未改，照样读书著作，并将自己在香港大学的讲稿作了整理。
陈寅恪能逃脱香港，得以返回内地，他的老友兼上司傅斯年帮了忙。1941 年 3 月19 日，陈在香港时托人转信给傅，期盼傅能速汇款，由陈乐素转给他。其中有“近来贫病交迫，居港无日用，返乡无旅费，需待接济”等字句。该信后来附在吴晗给傅斯年的信中，吴亦请求傅斯年出力接济，“为国家保全一学者，为后学保全一导师”。不外吴晗发信的时候，已然是4 月24 日了。
傅斯年得到信后，看来马上采取了行动。到了5 月初，陈寅恪一家就得以坐船离开香港。等他在 1941 年6 月18 日到达桂林的次日，陈马上就致信傅斯年，表述其感激之情，用了“何可言谕，九死一辈子”等话，并向傅描述了他在香港的处境。例如他说为了保准家人的安全，他有两个月无脱鞋睡觉。陈那时已有三个女儿，为了躲避“日兵索‘花姑娘’，迁居四次”。至于生活上，的确如前信所谈的那样，非常艰苦，“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食数月之久”。偶然有一个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傅斯年到底给陈多少帮忙，信中无说明，只说在4 月底得“意外之助”。不外由于信是写给傅斯年的，这意外之助必定与傅相关。
可是，自陈寅恪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以后，他和傅斯年两人的关系却产生进一步的隔阂，问题还是出在陈寅恪不愿到史语所上班。从傅斯年方面来讲，他帮忙陈寅恪，不然则由于陈是他在 1920 年代留学德国时就已然交往的好友，更重点的是陈寅恪是他创办和领导的中央科研院历史语言科研所的核心成员，因此呢他救出陈寅恪，自然期盼陈马上到当时史语所的所在地四川李庄报到，履行其科研员的职责。
然则，陈寅恪逃出香港以后，有点筋疲力尽，不想马上长途旅行到李庄，这亦可谅解。其中有好几层原由。首要是他自己目力已然所剩无几，妻子身体亦欠好，还有三个幼小的女儿。想要在战时由广西入四川，并非易事。其次是在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周边的有些大学、科研公司都纷纷想拉住他，让他到哪些学校任教，如广西大学、武汉大学等。毕竟在清华国学科研院的大师级名人中，陈寅恪能够说是硕果仅存（另一导师赵元任那时已在美国），哪些学校有些动作，亦理所当然。另一，陈寅恪的妻子唐筼是广西人，她们一家留在广西，必定是为了求得有些亲友的照顾。
可是中央科研院在陈寅恪回到内地以后，已然发了科研员的聘书给陈。陈寅恪在 1942 年的8 月1 日致信给傅斯年，解释他不可马上到李庄就职，由于旅途非常疲劳，不方便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因此呢就任广西大学讲座教授之职了。傅斯年得知以后，非常不快。他在8 月6 日（应该是刚收到陈的信）写信给当时中央科研院的总干事叶企孙，认为陈在两处以上兼任，不合中央科研院规定，必须让陈将聘书退还。傅在信中还附了中央科研院的相关规定，引证有据。
陈寅恪经过某种途径晓得了傅的不快，因此呢在 8 月11 日致函给傅，说已然将中央科研院的聘书退还总干事处。信中还提及前面有三封信给傅，看来陈亦晓得不马上到李庄，有些不当。傅在收信以后，8 月14 日写回信给陈，解释中央科研院的规定，敦促陈到李庄就任。其中有比较剧烈的语气﹕“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亦。”然则，陈始终未去李庄。
傅斯年自然更加不乐意，认为陈的举止，是受了他妻子唐筼的影响。他在8 月21 日致函叶企孙，有一段有趣的话，不仅对陈的决定暗示不满，亦触及陈在史语所的表现，不妨一读：
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实则他人也绝不可影响他，尤其不可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同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愿指点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呢辈常受他指派查书，也交换方便亦。一笑）但求为国家保留一读书种子耳。
由此可见，傅对陈在史语所的科研工作，并不满意。当时的史语所，有点类似此刻的博士后科研点，新聘的助理都由年长的科研员指点。而陈寅恪虽有大名声，但对所内工作，并不参与，因此呢傅有怨言。 
傅的类似意见，亦在他给当时一位叫真如（张颐？）的信中谈及。真如给傅写信，需求傅能准许他聘请陈来校（武汉大学？）主持文史科研所。傅回信中暗示了这般的意见，他说陈寅恪是不是愿意，“一切看他夫人身体”，由于“寅恪伦常甚笃”。但更重点的是，
贵校办科研所计，寅恪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愿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点科研生。彼向不接受这事，而创办一科研部，寅恪决不愿“主持”亦。
这与傅斯年给叶企孙的信中所暗示的态度，非常一致。
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不满，能够用“保持原则”“不徇私情”来赞扬，但亦可看出他做为一位学术领导人，难免有些“霸气”。其实，傅斯年的“霸气”，在早年就有所暴露，使得他在中山大学与老朋友顾颉刚闹得不愉快，最后分手了之。 
然则，傅斯年对陈寅恪，向来是非常照顾的。当时傅斯年在史语所有一规定，所内人员不得在所外兼职。但他为了聘请赵元任和陈寅恪这两位清华国学科研院的导师到所内工作，只能对她们有所例外，准许她们仍在清华上课。其实，傅斯年对陈寅恪的怨言，亦是事出有因。如上所述，这两位名闻遐迩的导师，对史语所无什么详细的贡献。赵元任长时间在美国，而陈寅恪虽然在国内，但他“虽是历史组负责人，却始终是挂名的，并不负责详细的行政工作”。看来，因为时事的变化，傅斯年已然再也不想始终给陈寅恪这一“尤其薪水”了。
陈寅恪对被中央科研院解聘之事，亦不会感到愉快。他在事后（1943 年）写给史语所同仁的诗中，有这么几句﹕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其中第1和第三句，重点是谈他从港归来所目睹的时事变化，但第二和第四句，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和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期又解释他自己有家庭牵累，没法像傅斯年所需求的那样行事。该诗的意思，应该比较明白。 
陈寅恪的确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从1942 年直至1949 年史语所撤至台北的这段时间，他无到史语所工作过，而是在离开桂林以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有一段时间出国到英国治病，途经美国回国。1948 年他到了广州岭南大学。陈寅恪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他已然感觉到，在史语所工作再也不能享受他所崇尚的“学术独立”了。
由上所见的陈寅恪、傅斯年两人的关系，有助于咱们认识为何陈寅恪最后无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以及以后他为何不愿到北京的历史科研所工作。陆键东说得对，在当时陈寅恪的伴侣中，能够劝说和有力量安排陈寅恪到台湾的，仅有傅斯年。当然，除了傅斯年之外，可能还有胡适，否则陈寅恪就不会在1948 年随同胡适登机离开北京到南方了。不外，胡适对陈寅恪的影响力，可能亦仅此罢了了。事实上，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影响力，亦并无大多少，由于陈到了广州以后，虽然傅曾多次催促他到台湾，但他始终无动身。
其实在1940 年代，陈、傅之间的关系，最少从陈寅恪一方来看，已然再也不那样融洽了。换言之，陈寅恪之学术、人格独立，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因此呢，陈寅恪在“文革”中的交代稿中会这般说：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科研院历史语言科研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因此我亦不去香港。
陈在说这些话时，必定想起了他在1940 年代初期的往事。一是他在香港所受的千辛万苦；二是他在脱离香港回到内地以后，无能马上去史语所所在的李庄而遭傅斯年解聘的事。那“坚决不去”的说法，并不是为了“讨好”问话者（以陈寅恪的独立人格而言，他不会这般做），而是反映了他对傅的真实心情。如上所述，早在1942年之后，陈寅恪与史语所之间，就已然无多少实质的联系了。
我这般说，除了有上面的哪些陈、傅的来往信件做为按照以外，还有陈寅恪的诗为证。据邓广铭回忆，1950 年傅斯年在台湾因脑溢血过世以后，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如下﹕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懊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懊恼不生不死间怎样为怀抱”感题其后》
该诗先由余英时做了许多诠释，而后冯衣北对此暗示了区别意见。3我这里无意参与她们之间的争论，只是想说明当时陈寅恪在听到傅斯年死后的感伤，否则他不会有“不生不死”的感触，从而用典来比喻当时情势，对老友之死的感伤和对时事的感叹，溢于言表。
陈寅恪不仅在傅斯年过世的时候想到他，况且在拒绝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科研第三所所长时，亦想到了他。陈寅恪在1953年有《答北客》一诗，曰﹕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
陆键东和余英时对该诗都有解释，这里再也不赘述。但诗的第三句“柳家既负元和脚”，则显然指的是他当年不愿跟随傅斯年到台湾，继续在史语所工作的事。余英时在解释该诗时重视到，“元和”指的是傅斯年，由于1927 年陈寅恪曾有《寄傅斯年》一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其中第二句说的是王国维的过世，使得传统学术“成绝响”，而傅斯年等人的新学问——“元和新脚”，则在当时（1927 年）还“未成军”。然则，咱们还能够将“柳家既负元和脚”与傅、陈两人之间在1940 年代的恩怨和陈之不去台湾，联系起来看。其实，陈的意思很显著﹕我当年既然已然“辜负”了傅斯年的史语所，那样我此刻亦不会“采”社会科学院的“萍花”了。他的目的，自然是保持一种“自由”。
不外，陈寅恪虽然决定留在大陆，不去香港和台湾，但他的夫人似乎有些区别意见。余英时曾按照他的老师钱穆的回忆，加上他自己对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诠释，认为在1949 年，陈夫人曾一度到了香港，有意打探到台湾之行。汪荣祖等人则暗示了区别的意见，认为那只不外是陈寅恪夫妇之间的一次吵架罢了。相关这事，在“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封傅斯年于1949 年5 月28 日给朱的回信，似乎供给了很重要的线索，支持了余英时的说法。傅斯年在信中说：“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当指到台湾），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科研所，自当照办。”从信的口吻来看，似乎有人询问朱家骅，倘若陈寅恪想到台湾，是不是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向傅斯年咨询。况且，似乎询问的人并不是陈寅恪自己，由于倘若是他自己，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况且，傅的口吻，似乎还有不甚相信这事是真的迹象。自然这种可疑，亦是情有可原的，由于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一家到台湾而未成。如此看来，这个询问怎样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可能是陈夫人。当然，最后陈夫人被伴侣劝回广州，与陈团聚，这事亦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陈寅恪以后对自己留在大陆这般的决定，是不是有所反悔，似乎已然超出本文的主题，亦即他与傅斯年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呢再也不论述。不外，本文所引档案既反映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近代中国学术巨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陈寅恪在1940 年代的心境及其政治态度。陈寅恪以学术自由为至高无上，既超越了政治的疆野，亦不为友情所累。笔者期盼拙文的写作，不仅能弥补陈寅恪科研的史实，况且亦能使读者对陈寅恪的独立人格与学术志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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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雨 发表于 2024-9-5 18: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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